从管理成本上看，徐洪才认为，管理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降低制造业的成本。企业应该挖掘培养好的管理人才，这一点在国家现在倡导的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尤为重要。

　　其次，财务成本的巨高不下成为制造业企业外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3年“钱荒”后融资成本的大幅上升压垮了一大批利润原本就比较低的制造业企业。

　　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黄志凌表示，相对于欠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我们的成本劣势主要集中在人工与税费方面。降低国内制造业成本的关键是财务成本和税费负担，正确的方向是在装备技术更新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依靠深化改革。

　　第三，徐洪才提醒中国还应警惕在制造业外迁过程中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产业空心化在发达国家都出现过，而中国在发展中高端制造业的同时，也应该注重改进改良传统制造业的工艺和流程，以保护就业和产业中高低段分布的合理性。

　　徐洪才强调，我国是多层次产业结构并存，这是未来相当长时间的趋势和方向。中国还是一个劳动力大国，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是智能机器人，中低端产业承接了大量的就业，不可能立刻喊停，这些产业的转型升级还应该包括加强管理、技术进步，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加强自身品牌建设等，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研发，

　　滕泰认为，应该尽快提升企业的软价值——只有告别仅仅是出卖资源、环境、劳动力而赚取廉价的加工费，提高技术、管理、品牌、文化等软价值，像华为等中国制造业一样，依靠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真正摆脱低端竞争的困境。

　　当然，专家也认为，还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制造业外迁现象。徐洪才认为，一些企业主动走出去，走到成本相对便宜的地方、接近市场的地方。这样是合理的，符合经济规律，也可以规避通过对外投资拉动商品劳务输出，工程承包施工，这样也可以规避贸易壁垒。

　　黄志凌认为，相对于发达国家市场，我们的成本劣势是财务成本与税费负担。所以中端制造业产能向这些地区转移是可行的，是可以利用当地市场降低财务成本和税费负担，相比在中国生产出口到当地更有利可图。

　　同时，专家也提醒，制造业外迁是在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重组的一部分，这也是大势所趋，国内特别是地方政府应冷静看待这个现象。要顺势而为，而不是想办法阻止。徐洪才建议，地方政府要看清楚自身结构调整的方向，找准位置，寻找相对有利的竞争条件，从自身找原因。“如果各方面条件优越，不仅能留住老的（企业），还能引来新的（企业）。”徐洪才说。

　　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徐洪才认为，重头戏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但是技术的进步也是供给侧改革，商业模式的创新也是，物流成本下降，减少不合理收费都是供给侧改革的内容。要留住企业，降低制造业成本，应该学会向管理要效益，向技术进步要效益、向质量安全要效益。同时，政府也应该抓住产业的配套建设，使得整个产业链完整起来，以产业链来留住有外迁意向的企业。

　　滕泰认为，为了缓解成本上涨放大制造业经营压力，应该大力推动供给侧改革，重点降低企业的资金、土地、劳动等要素供给成本。